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因此也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中国政府
宋国青、卢锋等人研究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资本回报率高的惊人，政府的收入也高速积累因而，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享有特殊的道德与政治地位。
政府不是从构建现代国家之内在逻辑出发，视民营企业为一种当然、应然（ought），相反，民营企业的发展最多不过是一种可能性，一种事实而已。这样的信念，是六十年来一以贯之的。但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似乎不是这样的。为此，政府必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支配、主导、领导的作用。但就经济体系的整体架构而言，是否发生了市场化？值得怀疑。
既然民营企业只是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那政府当然就可以在自己感觉必要的时候采取放的策略，同样在自己感觉不必要的时候采取收的策略。还有一种措施是强制低价收购、设立国有企业的垄断等等。哈耶克说，我们从我们的传统习得理性，而不是理性地选择了我们的传统。
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雇主缺乏搜索工资信息的积极性。从见诸报章的很多来看，我推测，在中国社会，非自愿就业相当普遍。于是，每一宏观模型的最难以回答的所谓集结问题，就从理论的转化为实践的了。如果上述条件不成立，就业就不是自愿的。
进入 汪丁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劳动工资 。基于这样的怀疑和经验观察，他构思了非自愿失业概念。
数日前，我写了中国劳动工资问题。为什么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员工，必须超常地跳槽以增加收入？难道换工作的成本比和自己老板谈判的成本更低吗？换一角度问同一问题，如果各行业的工资行情不流通，雇主是否需要花费远比培训新雇员更高的成本，才可获得真实工资的行情？这两个问题可导致凯恩斯当年持有的深刻怀疑：劳动力市场是否足够完备，甚至是否成为市场，从而关于劳动力供求的信息能够充分流通？部分地由于引入外资和资本优先的工业化政策，部分地由于转型期社会公共管理的病态性质，在发展中国家，与劳动相比，资本更容易与权力结成强强联盟，故而劳动与资本的谈判，往往不合法或成本极高。经济理论的任何应用都是政治经济学，而不再仅仅是经济学。简而言之，竞争与合作，是至今在脑科学和经济学的共同领域内，依然没能严格界定的两大基本概念。
可是经验表明，人们的选择极少可以不经任何劝说而变得更加理性。不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风格，要求宏观经济学家为自己的模型提供微观基础。随着这一转移，凯恩斯关于劳动力市场可疑性质的论证也被主流经济学家遗忘了。这种资本跨区域流动的自由，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非自由，意味着关于劳动供给和需求的信息远不能免费流通。
不错，对一位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而言，失业难道不总是非自愿的吗？谁愿意失业呢？不过经济学家明白凯恩斯理论的新异之处，只要承认劳动力市场是竞争的，并且竞争均衡存在，从而失业应是自愿的。与此相比，劳动力在各地之间的流动，不仅有政府限制，而且有家庭和移入地居民的阻力，因此远不是自由的。
自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以来，劳动和资本，常与土地一起被列为宏观经济的三大要素。基于资本市场价格信号的协调，物质资本的占有者天然地就有结盟机会，而劳动者则天然地处于分散状态。
与这一论证密切相关的，是广泛见于中国社会的这样一种现象：转换工作以求更高工资。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草创宏观经济学体系时，已遇到这样的争议。但是，旁观者却无从确认我的选择是否自愿。此外，在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往往会因为招商引资而形成竞争，如果一地受限制程度太高，资本就会流到其他地方，这种区域之间的流动是非常自由的。大量微观变量怎样被集结为宏观模式？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取决于研究者的视野、态度和政治立场。当我的雇主不愿支付成本以了解我是否能够获得更高收入时，当我不愿或没有适当方法让雇主相信我可以获得更高工资时，我的就业就是非自愿就业。
理性选择，在真实世界里总是与学习过程密切相关的。这篇文章引发的争议之一，是关于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基本性质的判断问题。
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理解自愿？例如，奈特（FrankKnight）曾明智地指出，劝说是一种形式的强权或操纵。事实上，和其他服务业（旅馆、文秘、金融业等）的人员流转率相比，餐饮业远远高于约20%或更低的正常水平。
在我们周围，依照凯恩斯的方法，让我们询问这一问题：是否存在非自愿就业？首先，就业是自愿的，如果劳资双方签订并执行的雇佣合同规定了双方自愿遵守的工资和劳动条款。思想史资料表明，凯恩斯始终怀疑劳动力的市场配置机制是否满足经济学的效率原则。
但如果我不得不选择A，不能转换到其他企业工作，而且我不能不工作，那么，我将是非自愿地在A企业工作。这一争议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论是竞争还是合作，这两个概念获得清晰界定的前提，也是微观经济理论的前提，是自愿主义原则。如果我可以有其他企业工作机会，那么，我现在选择A企业是自愿的。
今天中国的发展，我认为，再一次提醒中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真知灼见仍值得关注。正是由于微观基础的不同集结过程，产生了诸如两个剑桥之争这样有强烈差异的宏观理论分歧
今天世界主要国家发行的都是法定货币。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经济差的时候，政府很容易做出决定，扩大货币供应，提振经济。
中国城市化和服务业这两个轮子，必将把中国经济推得很远。所以重要的不是预测的结果，而是根据什么预测。
开辟商路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为何中国企业乐意做海外市场？除了外需的扩大，另一方面就是中国自身的市场环境将他们推向外。城市化可以带来很多机会。相比较而言，中国更为有利，因为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创伤不大，机会就会相对多一些。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回升向好，但国内外经济环境仍然十分复杂之时，如何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政策信号，中国的宏观经济去向何方，这成为海内外高度关注的焦点。
我非常同意万达老总王健林讲的无口袋消费，一个人从商场出来看上去什么都没买，但他买到了休闲，看了电影，锻炼了身体。比较而言，商路的开拓和结构调整应该成为2010年的主攻方向，因为这个问题早晚要解决。
与民主选举相伴的还有任期制，任期制是有很大问题的，常常短视，把麻烦留给下一任政府。一对一的服务很容易提供，批量服务的质量是很难控制的。
中国经济继续持久的增长,最重要的不是跟着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需、培养国内市场等体制性改革。时间这个变量是很值得研究的，再富有的人，一天也就24小时。
